杨之光：“我还想再使点劲为国家服务！”（上）
题记
本文作者韩帮文曾在媒体工作，在杨之光先生生前，对他做过多次访谈，并刊登在《新快报·收藏周刊》上。本文是多次访谈的集结，原原本本呈现了杨之光先生对艺术、文化、教育的所思与所感。透过本文，读者不但可以读解出杨之光先生的艺术精神与文化观念，更多参悟到他的人格力量与美学信仰，以及他对艺术未来的深切期许。
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与尘世的热闹，著名画家杨之光先生的生活简单朴实，甚至多少让人感到讶异。他说，平日粗茶淡饭挺好，白粥里放点青菜，就很可口；如果能再加点鱼滑，那就更美味了。
2013年初，杨之光获得“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在获奖无数的记录中，他最看重这个奖项。但领过这个奖之后，杨先生又非常内疚。他说，自己还想再使点劲为国家服务，但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一个荣誉，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很愧疚。” 对于一个人物画家来说，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条件，杨先生再去拿笔画画，可能是一个奢望。而事实上，他也封笔多年。但他内心就存着这样的奢望与理想。“一个人如果丧失了理想与追求的勇气，生命可能就提前结束了。”这是一个年轻人标榜梦想的年代，但老人杨之光也有自己矢志不渝的梦想，渗透着一位画家对艺术对国家的赤子之心。
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生，假如这样的话出自年轻艺术家之口，想必很多人听起来都有些别扭，以为这是虚伪的理想。但不知为何，杨先生及其同代人说出这样的话，竟然妥帖得很，且很自然地让人顿然心生感动。
“您卓越艺术成就的取得，主要靠什么？”
“我够勤奋、够努力。” 对于这个问题，杨先生并没有去谈什么成功学理论，而是要说“勤奋”这一最朴实的法则。“你不勤快拿笔画画，你还能做什么？画画实在是太难了，除了努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年轻人还是要再勤奋一些，更勤奋一些。
“第二届‘杨之光杯’青少年创意美术大赛优秀作品展”于2015年3月14日——22日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岭南画派纪念馆展出。
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2015年的春天。当时，第二届杨之光杯少儿美术比赛获奖作品展在岭南画派纪念馆开幕，孩子们以兴趣盎然的形式演绎各自对“时间”的理解。这是他最近几年带领家人及同道创立的一个少儿美术展览项目，这是他十多年来精心打造的一个教育品牌。“不是培养艺术家，而是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杨之光画艺早已盛名在外，而他要将晚年奉献给少儿美术教育，其处心积虑，真要发人深省，让人敬佩。
那一天，他是从医院拔下输液针就径直赶到展览现场的，此情此景感到了很多人。
“我这一生是饱含酸甜苦辣的一生”
韩帮文：又到年关了（2015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您对岁月有何感受？
杨之光：年龄不饶人。按道理讲，我本不该活那么久，因为经历了太多运动与屈辱，但之所以还能坚持到现在，多亏了家庭给我的支持，我的夫人、两个女儿一次次地给我激励与帮助，让我感动不已。还有杨之光美术中心的那群孩子，我半年没去那里了，我很挂念他们。他们也很挂念我。有的给我寄来了贺年卡、明信片，有的直接画画给我。他们仍然记得我，让我非常感动。发展儿童美术教育是我人生的一个愿望，而现在，的的确确是给我力量的源泉。生病之后我之所以康复得那么快，就与孩子们的祝福有很大关联。
2002年杨之光教授、杨红校长与杨之光美术第一批小班学员合影 `
韩帮文：您一生获得了很多奖项，最看重哪一个?
杨之光：是中国美协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对我来说，这是最高的奖项。但领过这个奖之后，我又非常内疚。我还想再使点劲为国家服务，但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一个荣誉，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很愧疚。
2012年底，杨之光教授荣获“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于2013年初举行
韩帮文：这个终身成就奖是对您一生的艺术成就与贡献的肯定，不是对您以后的创作要求，您不用惭愧了，大可放宽心一些。
杨之光：但是，我还是想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对于一个人物画家来说，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条件，再去拿笔画画，可能是一个奢望。但我内心就存着这样的奢望与理想。一个人如果丧失了理想与追求的勇气，生命可能就提前结束了。
韩帮文：在您看来，自己艺术成就的取得，主要靠什么？
杨之光：我够勤奋、够努力。我在艺术上的劳动强度，是没人可以比的。别人停顿了、休息了，但我不，我只要有气力与精力，还是要去画画。古人讲，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对画家来说，同样如此。你不勤快拿笔画画，你还能做什么？画画实在是太难了，除了努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回顾我的人生，勤奋二字在我身上体现了。我敢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我的勤奋。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不够努力，这是最直接的表现。
2009年12月12日～20日，“与时代同行——杨之光从艺从教六十年暨杨之光美术中心作品展”大型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1、2、3号厅举行
韩帮文：您又如何评价自己这从教从艺的60多年？
杨之光：我这一生是饱含酸甜苦辣的一生。我祖籍揭西，是地道的客家人；生在上海，但家庭与身世比较复杂。后来，流浪过台湾，在“文革”中先后两次进牛棚……我什么苦都吃过，现在年轻人都难以想象，但我人生坚强，什么都不怕，纵使最无依无靠的时候也挺过来了。这种性格让我在艺术上的探索上不怕艰辛，一直努力在创造自我。
韩帮文：您与黄胄、方增先、刘文西被学界称为“徐蒋”之后的人物画四大家，在您看来，谁的成就更突出一些，影响更大一些？
杨之光：不能说谁的成就更突出，可以说谁的个性最明显，我认为是黄胄。他靠速写成就自己，画面非常生动，连恩师徐悲鸿也充分肯定他。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们是人物画家，四个人对美术的演进发挥不同的作用，并没有互相打击、拉帮结派，风气还算好。
韩帮文：人物画家往往在晚年很难有非常大的突破，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杨之光：就现实主义人物画家而言，50多岁是黄金时期，60多岁会出现一个高峰，但过了70岁，再有大的突破就比较难了。这是很正常的规律，我也不例外。造型准确，要依靠体力与眼力，人老了不服不行。最近几年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缠身，创作难以为继。
1980年，刘文西（左二）陈光健（右一）夫妇和黄胄（左三）、杨之光（左一）、周思聪（右二）在一起合影
韩帮文：既然现实主义创作难以为继，有没有想过尝试大写意花鸟或人物？
杨之光：我很清楚以目前我的身体状况再攀个高峰有点力不从心，就干脆封笔。现在只有写写书法，只是借此健身养性。
韩帮文：您这一生非要说有什么遗憾，您会说什么？
杨之光：我一直想书法入画，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80年代杨之光教授为学生们进行课堂示范
韩帮文：您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在艺术家与教育家两个身份之间，您更看重哪一个？
杨之光：我更看重教育家这个身份。培养人才这个工作，更艰巨、更重要，也更伟大，甚至高过自己的那点艺术成就。
“徐悲鸿是个性主义者”
韩帮文：1950年夏，您已经取得了苏州美专国画科的毕业证书，向徐悲鸿提出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的愿望。您当时已经出了画集，正值年轻气盛，原以为徐悲鸿会欣然应允，却被告知“不要考研究生班而是考一年级，从头学起、从零开始”。您最终遵从了徐悲鸿的建议，从三角、圆球、石膏素描学起，打好基础。恩师的忠告已经过去了60多年，现在回望徐悲鸿先生对您的教导与指点，最大影响是什么？
杨之光：他曾给我八个字——“从头学起，从零开始”，让我受益一生。于是我像小学生一样，重新练素描、练构图，画三角、画圆柱、画石膏像，非常枯燥。我当时很不解，不知老师为何要这样劝告我。但等我逐步成长起来后，我真是非常感激他。可以说，没有徐先生，没有他的“从头学起、从零开始”，就没有我的今天。
1950年，杨之光教授中央美院时期与徐悲鸿老师合影
韩帮文：所以，您曾说过“基础要严，创作要宽”。如今，美院教学是否过度强化了造型基础？
杨之光：我认为没有，反而应加强。什么叫过度？过度了就是有害了，重视造型基础怎么会有害？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先打好基础，来不得半点松懈与马虎；二是想象力要好，没有画不出的，只有想不到的。在基础好的前提下，补充想象力。
韩帮文：您创办的“杨之光美术中心”，又是怎样的一种操作理念？
杨之光：主要就是注重开发学生的想象力，激活他们的灵感与创造力，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这种幼年的想象力培训，再加上高中及大学时候的造型基础的强化，就能让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顺畅。我想，两者结合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理念，可谓世界一流。
2002年杨之光美术中心成立
韩帮文：您如何用简短的几句话概况徐悲鸿的历史贡献？
杨之光：从现在的角度看，他依然是当时的前卫人物。他与高剑父都是走在时代前端的人，各自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们俩不同的是，一个吸收了日本的画法，一个的艺术营养来自法国。徐悲鸿的画法突破了中国的传统，他是个性主义者。
韩帮文：徐悲鸿在中国引入西方“过时”的古典主义。从世界语境看，这能否也称作前卫？
杨之光：我认为的前卫，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创新、超越了前一个艺术阶段、艺术成就不受时间限制的人。艺术上的勇者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的贡献也正在此。
韩帮文：一位历史人物总会有功也有过，在您看来，徐悲鸿的美学理念有何不足？
杨之光：我完全赞同一个艺术家总会有时代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这是很正常的。徐悲鸿先生也有他的局限，比如法国的写实主义对他的影响太大，视野还没有顾及到风头正劲的现代派。比如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曾多次对我说“马蒂斯不好，要离他远点”。但瑕不掩瑜，他依然有他的历史贡献。他扭转了传统中国人物画的薄弱环节，用写实的手法，改造了我国人物绘画的传统造型。这是主流，谁都忽视不了。评价一个人不能孤立地妄下论断，而是要把他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看看他的选择到底是怎样影响历史的。
1950年，徐悲鸿到课堂指导
韩帮文：具体到徐悲鸿的创作，西方造型与中国水墨到底有没有得到有效的统一？
杨之光：古代也有很多画家画马，但为什么只有徐悲鸿的马最受欢迎？他摸熟了马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既有形的准确，又有神态的韵味，可谓形神兼备。
韩帮文：最近几年，学界及舆论泛起一股反思徐悲鸿及其所确立的现代人物画创作原则的风潮。比如，吴冠中先生曾公开批评徐悲鸿先生是“美盲”，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杨之光：这种说法太意气用事了。从美术发展史来看，美术界不能有你就没我。教育要严，胸怀要宽。
韩帮文：现在，就人物画创作而言，可谓百花齐放。有刘文西、方增先和您这样的现实主义画家，也有朱新建、刘二刚、王孟奇这样的“新文人画家”。对于后者的艺术创作，您怎样评价？
杨之光：暂时不做评价，好不好，过些时间再说。
韩帮文：在您看来，西方造型与中国水墨的融合，到了今天完成了吗？
杨之光：没完成，还在过程中。经过了60年的从艺考验，我才敢这么讲（笑）。
杨之光《恩师徐悲鸿》2005年 97cmx182cm
『 题跋：1950年夏我初访悲鸿老师，提出我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的愿望。老师先审阅了我的作品，并表扬我年纪这么轻就出了画集。接着他的表情开始严肃起来，问我愿不愿听他的话。我说一定听。他说我劝你不要考研究生班而是考一年级，从头学起，从零开始。这八个字的忠告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听了。我做了。在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将这一忠告又传给了我的学生，传给了我学生的学生。饮水思源，我们今天所以能有所作为，全靠恩师的引路。7月19日是悲鸿老师110周年诞辰（编者注：2005年），在此前夕试为老师造像，以寄缅怀之心。』
韩帮文：对于徐悲鸿与高剑父两位老师，您也曾经说过“我想超过他们”。现在来看，自己的创作超过他们了吗？
杨之光：作为他们的学生，这个我不好讲。如果非要说的话，应该有局部的超越。徐悲鸿先生也是人物画家，但我和他对中西方艺术资源的吸收有所不同。他更多的是借重西方的素描，而我则对国画传统的笔墨技法更感兴趣一些。说老实话，在中西结合方面，他的探索还没有完成，就过早去世了，非常可惜。人物画的中西结合，他解决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说，我要好过于他。但是，他是我的前辈，没有他就没有我，就是这么一层关系。
韩帮文：对于高剑父先生呢？对于他的艺术理念，您是如何继承的，又是如何有所扬弃的、有所超越的？
杨之光：高剑父主要是从日本吸收营养。在反映生活方面，他走在了国人的前面。比如抗战时期，他画了飞机、大炮，这对中国画的题材有了很大突破。在笔墨技巧与反映生活能力方面，他比徐悲鸿还要强，功力还要深，这是很难得的。所以，他能成为岭南画派的领袖，一点儿都不奇怪 。
韩帮文：您做到了对他有所超越吗？
杨之光：高剑父在艺术反映生活方面，对我的启发最大。他还鼓励我临摹日本花卉，对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于我到底有没有超越，我不好说，还是交给美术史去说。学习老师是一回事，超越老师是另一回事。我和他画的不一样，内容含量也不一样。其实，老师也不必做到样样都是第一，能在一些关键点上对你有所启发，那就够了。他能指出一条路，由你自己去努力，就可以了。你可以说要“超越老师”， 你觉得自豪，这听起来口气好大，但要真正做到，就注定要付出比老师们更多的努力。
杨之光《高剑父》1994年 93.8cmx67.3cm
韩帮文：“近年来我行我素，不计中西，但求神韵，八大山人之花卉可做到，今日之人物画亦可达到笔墨简而意赅之境地。” 这是您在一幅画里的题款，提到了八大山人。他在您心里处于怎样的地位？是不是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标杆？
杨之光：在我看来，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是中国画最高的范本。上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当地一美术馆搞了一个八大山人的精品展，几乎把全世界的精品都搜罗进去了。我有幸去看了这个展览，而更大的幸运在于，能在异国他乡看到自己民族的艺术范本在国外备受好评。展览来了很多人，他们对八大山人的艺术是非常赞赏的。有的人连说“wondeful!wondeful!”，这是在交口称赞。所以，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艺术，只要是最高级的，都会引起世界的共鸣。而让我非常奇怪的是，外国人对八大山人充分肯定，但很多中国人对八大山人却不理解。
韩帮文：您是怎么理解八大山人的？
杨之光：他的画多概括啊,就那么几笔，但把内心的想法都呈现出来了，他的鱼、他的鸟，都是他心志的直接表达。总之，他的画远远超过了对象本身。
韩帮文：“今日之人物画亦可达到笔墨简而意赅之境地”，在您看来，自己的人物画做到“笔墨简而意赅”了吗？达到了八大山人的“境地” 了吗？
杨之光：我没有达到他的这个境地。花鸟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较狭窄的概念，但人物画就宽泛复杂多了，要真正做到笔简意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未完待续，请看《杨之光：“我还想再使点劲为国家服务！”（下）》
作者简介
韩帮文，山东菏泽人。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曾在媒体工作。著作有《犇》《广州舌华录》《我在画里遇见你》等。
杨之光美术由徐悲鸿学生、中国国家画院院士、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最高奖“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杨之光教授和女儿杨红于2002年共同创办。父女俩将在美国历时13年潜心研究的创新理念带回祖国，致力于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创造力培养，并研发出针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创意思维训练系统——《少儿TCT美术课程》，弥补了中国创意基础教育的不足，让无数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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